Posted on

松岛泰胜:当代琉球复国论———历史和国际法上的根据和进程

本文在阐述当代琉球复国论的根据与实现进程的基础上,考察了联合国会议上中国代表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发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发言、以及钓鱼岛列岛等各个课题与琉球复国之间的关系。笔者在中国与琉球长达五百年以上的朝贡册封关系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作为“地位未定地”的琉球将来确立新国际法地位时可能经历的过程。自2025年10月以来,围绕当代琉球复国的实现,已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顺风。

一、琉球复国的历史根据——作为中国藩属国的琉球国

1372年,琉球中山国国王察度与明朝建立朝贡册封关系。1429年尚巴志王统一琉球全国后,直至1879年,琉球国始终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与明、清两朝维持着朝贡册封关系。在明清所形成的华夷秩序下,琉球国专门从事连接亚洲诸国与中国之间的中转贸易,虽是资源贫乏的小国,却因此得以存续逾五百年之久。

历代琉球国王的即位,都须通过由中国皇帝交付册封使的国书予以认可;琉球国王则派遣朝贡使节,向中国皇帝宣誓效忠。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国并非西欧式的主权国家,所谓朝贡册封关系的体制,意味着最终主权由皇帝所掌握,正是在这一体制之下,琉球才得以作为“国”生存下去。

1609年,琉球国遭萨摩藩入侵,奄美诸岛被强行夺去。此后,琉球国遭萨摩藩经济掠夺,内政也受到严重干涉。然而,琉球国仍继续维持与明、清两朝的朝贡册封关系,从中国引进农作物、技术、儒学、道教、门中制度以及丧葬制度等,在多个领域受其影响,以此维持国家的运作,并改善人们的生活。

1879年琉球遭日本侵略与吞并之后,日本政府设立“冲绳县”,这一机构实际上发挥着殖民统治机关的功能。琉球人成为日本人歧视的对象,在冲绳战役中,琉球被当作“弃子”,大量琉球人遭日本军队屠杀,并被强迫集体自杀。战后,琉球被日本舍弃,成为美国的军事殖民地。1972年,日本再次并吞琉球,并将日美两国军队的军事基地强加于琉球的土地之上。

日本、美国同琉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日美对琉球的殖民统治自1879年至2025年,仅146年;相对而言,中国与琉球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则持续了五百年以上。

日本的殖民统治对琉球人而言是一部“屈辱史”,而琉球国与中国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时期却是琉球人的“黄金时代”。琉球复国的目的,在于从这段“屈辱史”中解脱出来,再度回到“黄金时代”。

目前,琉球作为“冲绳县”被划入日本“领土”,但这一地位无论从历史还是国际法上,均未被最终确认,琉球实际上仍处于地位未定的状态。琉球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本可以被视作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换言之,琉球并非属于日本,而应归属中国,日本在琉球的势力理应被彻底清除。对琉球享有最终主权的中国,从历史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都应当承担起支持琉球从日美殖民统治下彻底解放、实现复国的责任。

二、琉球复国的国际法根据——作为“地位未定地”的琉球

琉球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自1879年以来,琉球的国际法地位一直未获确立。琉球被吞并的本质即日本的军事侵略,日本与琉球国之间从未缔结任何关于琉球并入日本的协定。直到今日,中国政府仍未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日本吞并琉球与1874年日本对台湾实施侵略一样,均违反了《中日修好条规》。

1880年,日清之间曾就所谓“分岛改约案”[1]进行协商。然而,在琉球复国运动的呼声之下,清朝政府最终未批准该案。若从琉球被日本殖民统治、冲绳战役中大量琉球人牺牲、战后美军基地强加于琉球并带来诸多损害的“屈辱史”回顾,就会不禁想到:若当年宫古和八重山诸岛归清朝领有,并在当时实现琉球复国,或许对琉球而言是一件好事。

1895年清朝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二条,载有“台湾等之割让”条款,但其中的“台湾等”地域范围并不包括“琉球”。遭日本侵略并吞的“大韩帝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后,分别以“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形式实现了独立,完成“复国”的目标。至今,唯有琉球仍处于日本殖民地。

琉球复国在国际法上的主要依据,分别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1943年)中明确写道:“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879年日本政府正是“以武力及贪欲攫取”了琉球,日本理应被驱逐出琉球的土地。另外,在“开罗会谈”中,罗斯福总统曾向蒋介石总统提议,战后应由中国对琉球实施托管,蒋介石的回复则是由中美两国共同实施共管,无论如何当时中美两国均不认为琉球是日本的领土。

《波茨坦公告》(1945年)第八项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  琉球并不包含在“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之列。日本之所以能够通过接受《波茨坦公告》而结束战争,正是以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前提。

如今,琉球民族可以依照《联合国宪章》所保障的“民族自决权”实现复国。1996年,我作为琉球原住民族代表首次参加在瑞士联合国欧洲总部召开的“联合国原住民族问题工作组”,呼吁实现琉球的去殖民化。此后,琉球内部相继形成了旨在恢复琉球原住民族权利的团体,几乎每年都会派人参加联合国相关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的规定,美国对琉球行使统治权。该条文写道:“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南西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璜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若要在琉球建造军事基地并实施军事训练,就必须如密克罗尼西亚诸岛那般,将琉球设为联合国的“战略托管领土”。然而,美国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在琉球土地上建设军事基地,储存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量武器和炸弹,并在陆地、海上及空域实施军事训练。日本政府也利用美国在琉球建立的军事独裁体制,于1950年代将日本本土的驻日美军基地迁至琉球。

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上,美国政府特使杜勒斯曾表示,日本政府对琉球拥有“潜在主权”,但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中并无任何关于“潜在主权”的记载。也就是说,日本并不拥有对琉球的“潜在主权”。

战后,密克罗尼西亚诸岛(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帕劳共和国、北马里亚纳群岛)成为美国的托管领土,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监督之下,通过居民投票的方式,成为与美国缔结自由联合协定的国家或美国自治领地。[2]

而在此过程中,曾为抗战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政府既未参加旧金山对日和约会议,也未批准该条约。在美国未依循“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规定将琉球置为托管领土的前提下,该和约本身就不具备有效性。

1972年生效的日美间关于琉球的协定,通常被称为“冲绳返还协定”,其正式名称为《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由于琉球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因此不应使用“返还”一词[3],该协定更恰当的简称应为“日美涉琉协定”。  该协定中只记载了关于琉球施政权移交的内容,却没有关于“主权”的任何规定,这说明日美两国都并不保有琉球的主权。

协定规定道,“美国将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旧金山市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三条项下的一切权利和利益放弃给日本。”然而,美国无权单方面作出放弃的决定。“旧金山对日和约”是由多国协商并签署的条约,对于其中内容的变更也必须经过多国间的协商。

仅由日美两国政府协商并缔结附带密约[4]的“日美涉琉协定”,无法以此确定琉球的国际法地位。战后非法统治琉球的美国,与曾侵略吞并琉球、实施殖民统治的日本,均不具备决定琉球地位的国际法权限。因此,“日美涉琉协定”是无效的。  琉球的地位,应当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相关原则予以确定。

三、通往琉球复国的进程

琉球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而是曾拥有自己的国家,因此琉球未来的新国际法地位,不是从日本“分离并获得独立”,而是通过“复国”的方式,恢复曾经的国家地位。琉球国末代国王尚泰在琉球被吞并后被押往东京,据称此后停止了琉球复国的主张,并劝说原王府家臣对日本示以恭顺。如今,琉球内部已经没有主张“王政复辟”的人,未来琉球复国后的制度大概率会是共和制。

为实现琉球复国,以下为可能的路径:

(1)重启中日之间关于“琉球问题”的谈判。不是回到1880年代的琉球分割案,而是实现琉球全域的复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将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琉球,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就吞并琉球、殖民统治琉球以及在战争中所犯的罪行实施道歉和赔偿。

(2)宣布“旧金山对日和约”与“日美涉琉协定”无效,将琉球设为联合国托管领土。 通过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讨论,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居民投票,决定琉球的未来地位。鉴于中国在约五百年的时间段里担任琉球国的宗主国,再加上开罗会谈中罗斯福总统曾提议战后由中国托管琉球,可设想由中国担任琉球的托管国。正如琉球在被吞并前后乃至甲午战争后持续存在的复国运动所体现的那般,中国长期被期待以宗主国的身份协助琉球恢复国家地位。

(3)琉球国与曾同其有外交与贸易往来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扩大这样一种共识:应当停止对作为原住民族的琉球民族的偏见与歧视。设法将琉球列入联合国去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所订定的“非自治领土”名单之中,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决定琉球新国际法地位的居民投票。在联合国的游说活动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以及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的成员国,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4)在联合国内部设立解决“琉球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为确立琉球的政治地位,在联合国监督下实施居民投票。在这一特别委员会内,还应与日本政府协商,要求日本就吞并琉球、殖民主义以及战争罪行实施道歉与赔偿。[5]

(5)在为确定琉球新国际法地位而举行的居民投票中,可设想下列选项:

①完全独立国家

②自由联系国(琉球国拥有内政权及部分外交权)

③自治州

帕劳共和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及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在实现独立时,分别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联合协定》。三国政府拥有内政权和外交权,美国则掌握着军事权,并以“协定金”(Compact money)的形式提供大额援助,三国则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了联合国;太平洋岛国纽埃也是新西兰的自由联合国;北马里亚纳群岛居民在决定其地位的投票中,选择成为美国自治联邦区(“邦联领地”);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同样也是美国自治联邦区。

日本政府在1972年再次吞并琉球之后,一直拒绝采纳琉球方面提出的“冲绳特别县制”或“冲绳道州制”等方案,同时架空“自由贸易区”和“经济特区”等构想。从各大媒体在琉球实施的民意调查来看,虽然明确支持完全独立的人只有约5%,但若将自治州和特别县制等选项纳入考虑,支持比例可升至约40%。若要摆脱日美的殖民统治、实现“复国”,就必须广泛讨论各式各样的“国家形态”。“冲绳县”这一地位并非由国际法所最终确定,琉球人可以行使民族自决权,确立包括“复国”在内的全新国际法地位。

在被列入联合国去殖民化委员会“非自治领土”名单中的关岛,其政府内部设有“关岛去殖民化委员会”。该委员会正筹备基于关岛原住民族查莫罗人的民族自决权,实施居民投票的流程。关岛设想的未来地位,包括完全独立、自由联合或成为美国地方州等三个选项。关岛去殖民化委员会之下还设置了与三种选项相对应的三个小委员会,在关岛各地举行公听会,推动居民就关岛未来地位问题展开讨论。

(6)若琉球人在居民投票中选择复国,将在发表独立宣言后,获得世界各国的“国家承认”,并加入联合国。

在琉球国获得来自各国的“国家承认”过程中,中国将发挥重要作用。从当前世界局势来看,中国在联合国和“全球南方”中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国际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目前中国GDP约为日本的五倍,中日之间在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上的差距今后将进一步扩大。

阻碍琉球复国的因素包括:日本政府为强行在琉球部署美军基地而提供所谓“振兴预算”,即“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以“日琉同祖论”为基础的“同化教育”;“通过同化为日本人,支持日本政府的政策,从而获取各种利益”的制度设计;以及日美驻琉军事基地对琉球人实施的监视与压迫体制等。

同时,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日本在1980年代末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美军基地渗出有毒物质导致居民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美军人员性犯罪事件增加而日本政府加以隐瞒;[6]复国运动、遗骨返还运动、语言复兴运动和反基地运动等各类去殖民化运动愈发高涨;大阪高等法院、联合国和中国政府先后认可琉球的原住民族身份;社会舆论对高市早苗“问题发言”及其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批判日益增强,等等。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通过投资与贸易的推进,加强与中国和“全球南方”各国的经济联结。

另一方面,战前至今试图正当化“日琉同祖论”的所谓“冲绳学”研究,一直在日本国内广泛展开。今后,我们必须建立以琉球去殖民化与复国为目标的“琉球学”研究据点。中国地区,福建师范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相继设立琉球(学)研究中心,自2014年至2023年间,北京大学也举办了四次关于琉球学的国际学术会议。

在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立禅寺村,现存有琉球国人墓地遗址,埋葬着在北京逝世的官生[7]、进贡使和琉球复国运动家。未来,该地有望成为中琉文化交流的据点;此外,该地亦有可能发展为当代琉球复国运动的中心,如同在大韩民国成立之前,就已分别在重庆与上海设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那般。

四、联合国会议上的中国政府发言与琉球复国

2025年10月9日,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发表如下发言:“我们敦促日本政府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近邻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并犯下严重反人道罪行的历史,切实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并停止对冲绳人等原住民族的偏见与歧视。”

中国是首个在联合国明确指出冲绳人(琉球民族)属于原住民族,并敦促日本政府停止对原住民族的偏见和歧视的主权国家。由此,日本对琉球实施殖民统治的事实,以及琉球民族得以行使自决权的主体地位,愈加清晰。

迄今为止,联合国各类委员会已六次敦促日本政府承认琉球人是原住民族。所谓联合国的“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意味着联合国承认琉球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饱受偏见和歧视,并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改善这一状况。《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第三十条明确禁止在原住民族居住地区实施军事活动。然而,日本仍无视联合国相关劝告,持续推行歧视政策,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强加于仅占日本国土面积0.6%的冲绳县。

对此,日本右翼势力长期推动所谓“撤回联合国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运动”,日本最大的右翼团体“日本会议”也参与其中。过去十年间,该运动致力于在日本全国各市町村议会中通过要求撤回“联合国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的意见书。在琉球内部,也成立了“实现撤回将冲绳人视为原住民族的联合国劝告的冲绳地方议员联盟”。

自1996年以来,已有逾百名琉球人以原住民族身份参加联合国各类委员会,将琉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诉诸国际社会。“撤回联合国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运动”的人士则主张,琉球人在参加联合国会议前,需要取得冲绳县议会[8]等机构的“许可”。然而,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时,从未被要求取得议会或政府的批准。依据“民族自决权”这一国际法原则,他们得以参加联合国相关会议,制定《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并推动《宣言》的实施。

此外,在联合国内部并不存在所谓“撤回劝告”的程序。联合国各委员会为了改善琉球的人权状况,依据《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先后向日本政府提出劝告。所谓“撤回劝告”势必导致琉球人权状况恶化,因而联合国既不会也没有先例撤回相关劝告。即使不经过冲绳县议会的审议,联合国劝告也不会因此“无效”。所谓“撤回联合国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运动”,本质上不过是攻击反对边野古美军基地建设的前知事翁长雄志与现知事玉城丹尼的手段之一。

通过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发表“琉球原住民族”相关发言,国际社会对日美在琉球实行殖民统治的监督进一步加强。这为琉球民族主体性地行使内部自决权(自治)以及外部自决权(复国)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从推动琉球复国进程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关于“琉球原住民族”的发言,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高市发言与琉球复国

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从中国割取台湾,钓鱼岛列岛也是在甲午战争结束前夕,经日本政府内部秘密阁议而被强行夺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言中使用了“中国北京政府”这一表达,可以理解为她设想存在所谓“中国台北政府”。换言之,高市首相有意否定“一个中国”原则。她还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军舰封锁台湾海峡,则将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将因此出动。这一言论意味着,日本政府正式否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甚至带有“宣战布告”的危险意味。

《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政府一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第一条规定:“一、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二、根据上述各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缔约双方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高市发言明确表示要干涉中国内政并诉诸武力,显然违反了该条约。

已故首相安倍晋三曾以“前首相”的身份,于2021年12月通过在线形式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政策论坛,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然而,高市首相是以“现任首相”身份,在决定日本政策的国会场合,按照具体情景设想,对中国进行内政干涉与先发制人的武力行使。这一发言若不予撤回并道歉,将持续作为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而存在。高市长期隶属于已故安倍首相的派阀———“安倍派”[9],在历史认识、安全保障政策和经济政策等方面深受安倍影响。因此,高市发言可被视为延续安倍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来日本政府的“一贯方针”。

高市首相理应在国会中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不会干涉中国内政”,并撤回此前发言,向中国政府致歉。

只要《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仍然存在,日本就只能实行专守防卫,不得对他国发动先制攻击,如今却是首相本人试图违反宪法。日本曾是法西斯势力国家,为防止二战后法西斯势力再次抬头,《联合国宪章》中设立了“敌国条款”。依据这一条款,中国可在无需取得联合国安理会事先同意的情况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应对措施。

高市首相推行以“军工复合体”[10]带动经济发展的军备扩张政策,这对日本国民而言极其危险,反而造成了真正的“存立危机事态”。

当代日本军国主义的表现,还体现在以下现象: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等右翼政党不断壮大,自民党内“鸽派”[11]影响力下降。高市政权结束与自民党“鸽派”盟友公明党的联合,转而与“鹰派”的日本维新会组成新联合政权,进一步强化了高市政权的军国主义倾向。两党企图在明年通过的“反间谍法”,势必也会将琉球复国运动以及反对美军和自卫队基地的运动纳入取缔与镇压的对象。

高市政权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并构建军工复合体制,另一方面推动废除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无核三原则”[12],鼓励武器生产和出口。在军事政策上,高市政权实行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为前提的“西南转移”战略。“西南转移”战略,是指在与那国岛、宫古岛、石垣岛和奄美大岛等地新设陆上自卫队驻屯地,部署对空和对舰导弹部队,以便将琉球转变为战场的军事战略,同时还与美军联合实施“离岛防卫作战”演训。

高市首相的历史认识亦深受军国主义影响,她早在担任首相前就公开表示要废除“村山谈话”,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该神社将在亚太地区屠杀无数民众的日本军人视作“英灵”。日本政府至今仍否认“南京大屠杀”、日本陆军“731部队”的战争罪行,以及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政府责任,也未对这些历史罪行真正道歉,高市政权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军国主义式的历史观。

战前日本法西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其理由往往是“关系国家存亡”。一旦日本政府认定“关系国家存亡”,就可动用武力。高市的发言意味着,这种军国主义逻辑正在复活。日本政府也正是以“关系国家存亡”为理由,于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侵略并吞并琉球国,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如果琉球不将推动军国主义的日本势力自琉球群岛彻底驱逐并实现复国,这些岛屿将被再度沦为战场,琉球人民将如1945年的“冲绳战役”一般遭受巨大伤亡。高市的发言进一步凸显了琉球复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不可或缺性。

六、钓鱼岛列岛与琉球复国

根据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等册封使记录,以及曾任琉球国三司官[13]的程顺则所著《指南广义》等史料可知,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琉球国三十六岛”仅延伸至久米岛,钓鱼岛列岛并不属于琉球。

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列岛的基本立场是:“尖阁诸岛作为日本固有领土,在历史和国际法上均无疑问,目前我国已对其实施有效管辖。因此,围绕尖阁诸岛并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主权问题。”[14]

然而,钓鱼岛列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在国际法上,都并非日本的固有领土。目前中国公务船也在该列岛周边海域巡航执行警备任务,难以说日本对其实施了“有效控制”。正是日本政府从中国夺取了中国固有领土,并于2012年强行推进“国有化”,才因此出现“领土争端”。

1895年,日本政府在一次秘密阁议中决定“占领尖阁”,其国际法依据是所谓“无主地先占原则”。然而,在此前约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与琉球的进贡船和册封船一直将钓鱼岛列岛作为航海标志予以利用,因此该列岛并非“无主地”。“无主地先占原则”本身就是欧美帝国主义横行时代形成的国际法原则,在经历了去殖民化与民族独立运动此起彼伏的当代世界里,这套法理逻辑早已过时。日本政府如今仍固守着“无主地先占原则”,恰好证明其尚未摆脱帝国主义思维,依然是军国主义国家。

日本政府还同时主张“尖阁为日本固有领土论”,而这与“尖阁为无主地论”自相矛盾。若尖阁诸岛真为“无主地”,则不可能是“日本固有领土”。日本并无任何史料可以证明,远离日本本土的钓鱼岛列岛原本是“日本固有领土”。

日本政府主张“尖阁和琉球为日本固有领土”。事实是,琉球国被日本政府吞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日本又在“尖阁属于冲绳”这一假定下,进而提出“日本固有领土论”的逻辑推演。然而,琉球国并未拥有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因此无论是钓鱼岛列岛还是琉球,都谈不上是“日本固有领土”。

钓鱼岛列岛位于中国与琉球之间的海上航路上。琉球国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国家确立其政治、经济和外交基础,正是因为与中国间的朝贡册封关系,而中琉间的往来又是通过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才得以维系。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控制,可以被视为企图切断中国与琉球之间历史联系的图谋。日本至今仍未向中国归还通过帝国主义扩张所夺取的岛屿,也从未清算自身的帝国主义问题。

将钓鱼岛列岛命名为“尖阁诸岛”的黑岩恒,以及在列岛上从事经济活动的古贺辰四郎,皆是日本移民拓殖者。以此为例,我们可看到,日本政府正是基于在琉球实行的“移民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15]来主张对钓鱼岛列岛的统治正当性。

1956年至1978年,美国海军将黄尾屿与赤尾屿用作海军的轰炸与射击训练场。1972年后,又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将该列岛置于美军的排他性管理之下。美国政府一直将部分岛屿用于军事训练,对于中国提出钓鱼岛列岛的领土主权主张,美国持不介入态度。

日本政府的“西南转移”战略,不仅以台海有事为前提,同时也将“尖阁防卫”纳入考量。日本政府希望,一旦中国“夺取尖阁诸岛”,美军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派兵协防。然而,美军出兵必须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为一座“无人岛”投入美军兵力并引发美中战争,无论在美国国会还是在现任总统特朗普那里,都难以获得认可,这是当前占据上风的普遍观点。

日本政府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具体地点设想为台湾、钓鱼岛列岛和琉球,并实施“西南转移”和“离岛防卫作战”等具体部署。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从中国夺取的台湾、钓鱼岛列岛和琉球群岛必须被收回,“琉球复国”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注释:

[1] 分岛改约案,是以宫古岛和八重山诸岛划归清朝领土为条件,修改《中日修好条规》(1871年),承认日本在中国境内的通商权和最惠国待遇。清朝原本打算在宫古和八重山诸岛上协助琉球国复国,后来还提出了一个三分方案,即奄美诸岛划为日本领土,冲绳本岛供琉球国复国,宫古和八重山诸岛则划为清朝领土。

[2] 关于密克罗尼西亚诸岛国际法地位的变更过程,可参见:松島泰勝『ミクロネシア』、早稲田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基于同样的理由,“日本复归”这一说法也不适用。1972年之前的琉球,日本常被称作“祖国”、“母国”,并出现了要求“复归日本”的运动。然而,“复归”意为“回到原本的状态”,而琉球“原本的状态”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国,而非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4] 日美在拟定“日美涉琉协定”时还附加了并未纳入协定中的密约,即允许战时美军携带核武器入境,并由日本方面负担军用地恢复原状的费用等事项。

[5] 2013年,包括笔者在内的“琉球民族独立综合研究学会”共同代表在那霸市与日本外务省冲绳事务所职员会面时,日方表示:“不能说琉球国曾经存在,也不能说其从未存在过。”日本政府至今尚未正式承认琉球国曾经存在的事实,也未对侵略、并吞琉球道歉。

[6] 2023年12月,一名美国空军士兵对未满16岁的琉球少女实施性暴力,但直到半年后的2024年6月事件才曝光。日本外务省虽然从侦查机关获取了信息,却未向冲绳县政府通报,另有其他四起发生于2023年至2024年的美军性犯罪事件也未通报冲绳县政府。由于2024年6月正值冲绳县议会选举,有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刻意隐瞒案件,以免提升反基地候选人的得票率。

[7] 官生,即在北京国子监学习的琉球公费留学生。

[8] 冲绳县议会中,反对“联合国关于承认琉球为原住民族的劝告”的自民党议员占多数。截至2025年10月1日,冲绳县议会(定员48人)中,自民党是第一大党(22人),该党成员普遍认为“琉球人就是日本人,琉球是日本固有领土”,因而强烈反对“琉球原住民族论”。

[9] 自民党内部存在“政策集团”(即以前的“派阀”),派阀领袖负责提供选举资金、分配阁僚和党内要职,并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施加影响。以安倍为首的“安倍派”中,涉及违反《公职选举法》的议员众多,存在严重的“黑金问题”。如今,高市内阁中也有不少“黑金议员”。

[10] 军工复合体,指军队、武器制造业、政治家与官僚相互勾连,以扩大军费开支与武器采购数量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集团,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决定将国家科研经费重点投入军事相关研究。

[11] “鸽”即“鸽子”,“鹰”即“老鹰”。鸽派,指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人们,与主张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鹰派”相对。高市政权的阁僚与自民党高层大多由“鹰派”占据。

[12] 无核三原则,即“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由时任首相佐藤荣作于1967年首次提出,一直作为日本政府的方针持续至今。

[13] 三司官,琉球王府中相当于宰相的最高官职,由三人所组成,共同辅佐国王并总揽国政,又称为“法司”或“世之主”等。

[14] 引自日本外务省网站“日本的领土相关形势”,2025年12月6日查询。

[15] 移民殖民主义,指移民至殖民地的定居者排挤原住民族,夺取其土地并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殖民主义模式。在琉球,日本人被任命为冲绳县厅和冲绳县警察干部、学校校长等,而被称为“寄留商人”的日本人则对琉球人实施经济剥削。此种移民殖民主义在当今琉球仍然存在,例如大和企业对琉球的经济支配、《日美地位协定》赋予美军士兵及其家属的特权,以及日本研究者对“原住民族”概念的歪曲等,均体现出移民殖民主义特征。

Posted on

伪禅语背后的江湖骗术 —— 透视狄玉明的“菩提功”话术体系

在名为的“金菩提宗师官网平台上,“菩提功”创始人狄玉明自诩活佛,将自己拼凑的顺口溜称为“当代禅学精华,自命不凡地发布着所谓“禅语”,自视甚高曰点化世人,指点迷津。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智慧结晶”,不过是一些不入流的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更遑论教化众生。

一、文化小偷的“移花接木”

狄玉明声称原创的“禅语”,实则是历史名言的大杂烩。天地有情,乃生万物照搬经典著作《周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的核心思想,“常行布施,富贵延绵”则直接挪用《佛说盂兰盆经》的劝善理念,而“稳坐中军帐”则明显剽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经典形象。这些被改头换面的句子,如同被粗劣加工的赝品,在保留原始框架的同时,却丢失了古典文献的深邃意境。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狄玉明将“八卦天天走,活到九十九”这种民间顺口溜也包装成禅语。这种将道教养生理念与民间迷信混为一谈的做法,暴露出其对传统文化的无知。真正的禅语讲究“直指人心”,如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 的顿悟,岂是这种粗俗打油诗能比拟的?

二、传销式洗脑的话术模板

在狄玉明的禅语”体系中,“布施“社交“坚持”等关键词反复出现,形成一套完整的洗脑公式。多付出、有情义、雪中送炭”看似是处世哲学,实则是为发展下线设计的心理操控术;“不怕路遥远,就怕不坚持”则成为要求信徒持续缴纳费用的道德绑架工具。这些句子通过高频重复和情感渲染,在信徒心中建立条件反射式的服从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狄玉明将“富贵延绵”“领得百万兵”等世俗成功学概念包装成修行目标。这种将物质利益与精神修行混为一谈的做法,与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宗旨背道而驰,反而更接近某些非法传销组织的洗脑话术。

三、文化沙漠中的“伪大师” 狂欢

狄玉明的“禅语”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文化焦虑,这些看似“接地气”的句子,实则是精神快餐的典型代表。它们用简单粗暴的因果逻辑替代复杂的哲学思考,用虚假的文化符号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

真正的禅语是生命体验的结晶,如“饥来吃饭困来眠”的平常心,如“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时空观。而狄玉明的所谓“创作”,不过是将这些智慧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再套上“当代禅学”的华丽外衣。这种文化造假行为,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是对公众认知的愚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练就一双慧眼。当有人将剽窃来的顺口溜包装成“禅语”,将传销话术伪装成修行指南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智慧,永远生长在谦逊的土壤里,而不是喧嚣的名利场中。狄玉明的“菩提功”,终究会在文化的阳光下现出原形。

Posted on

President Marcos family of the Philippines reported for money laundering in Hong Kong!

Taiwanese businessman Mr. Peng submitted evidence to the Anti-Money Laundering Department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in Hong Kong on the 14th of this month, reporting that the Marcos family of the Philippines was engaged in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in the name of bulk gold transactions, the amount of which was extremely huge.

Mr. Peng said that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as filed a special case. This case involves a large amount of gold trading. The whistleblower has obtained evidence of a batch of 350 tons of transactions and obtained information on 18 bank accounts of the Marcos family around the world, involving deposits of more than 100 billion US dollars. Imelda Marcos, wife of former President Marcos, authorized her housekeeper Indita to act as the seller through different shell companies to sell gold to several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2006 to 2011. The transactions were arranged by the private banking department of HSBC in Hong Kong, and the whereabouts of the cashed funds are unknown. More than 10 middlemen involved in the transaction ca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Mr. Peng was one of them.

According to Mr. Peng, the Marcos family has held a huge amount of gold since the 1990s, far exceeding the normal commercial or personal holding scale, and has failed to provide proof of legal origin. The source of the gold is questionable and there is sufficient reason to suspect that it is ill-gotten gains.

According to Hong Kong’s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Terrorist Financing Ordinance (Cap. 615), anyone handling large amounts of property must perform due diligence oblig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source of the property is legitimate. The family failed to fulfill this obligation and is suspected of violating the law.

Below are the five pictures that are:

  1. A letter from Imelda, the wife of former Philippine President Marcos, authorising her personal butler Indita to conduct financial transaction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dita used the sale of large quantities of gold to launder money on behalf of the Ma family;
  2. Among them, 2 documents for 350 tons of gold trading;
  3. One of the 18 accounts of Ferdinand Marcos. and his family in banks around the world;
  4. Mr. Peng has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 Ma family from 2005 to 2020, which is a phone message from Imelda to Mr. Peng. The 10 intermediaries, including the client, tried for years to get back the commission promised by the Ma family, but without success.

Therefore, Mr Peng spoke on behalf of these intermediaries and called on the Ma family to contact him.

Posted on

An ‘Army of Child Laborers’ Enriches Shen Yun, Ex-Dancers Say in Suit

NEWS: The group performing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has been under scrutiny for its treatment of performers and financial practices.

Two former dancers for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company, filed a lawsuit on Thursday accusing the group of amassing a financial fortune and worldwide renown by subjecting an “army of child laborers” to brutal working conditions and psychological coercion.

The lawsuit by the former dancers, Sun Zan and Cheng Qingling, is at least the second civil action targeting the group and its leaders since The New York Times last year detailed the treatment of performers and financial practices at the arts company, an arm of the Falun Gong religious movement.

Federal criminal investigators have also been examining possible visa fraud at Shen Yun, and New York State has been investigating the group’s compliance with labor laws.

Advertising a glimpse into “China Before Communism,” Shen Yun performs hundreds of shows a year featuring acrobatic routines by performers in billowy outfits. The group also serves as a messaging platform for Falun Gong, promoting the teachings of its founder, Li Hongzhi, and portray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has banned and persecuted his followers, as evil.

Shen Yun accumulated $266 million in assets by 2023, the lawsuit says, while performers worked up to 15 hours a day in training and on a “crushing” tour schedule for little pay.

“The child laborers were paid generally no more than $500 a month — less than the price of a pair of orchestra seats at this year’s Lincoln Center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lawsuit, which was filed in federal court in Manhattan.

Representatives for Shen Yun and Falun Gong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allegations “are false and present a distorted picture of our organization, our mission, and our faith.”

“We operate with integrity and are committed to upholding the highest artistic and ethical standards,” said the representatives, Ying Chen for Shen Yun and Levi Browde for Falun Gong. They said Shen Yun uses both professional, salaried performers and students following a state-approved curriculum. And they said that a few former performers were spreading a false narrative push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le many more perfo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defended Shen Yun.

Mr. Sun and Ms. Cheng, who married after leaving Shen Yun and now live in New Zealand, were featured in The Times’s coverage. Each had parents who were adherents of Mr. Li, who teaches that people can attain enlightenment in part by following his regimen of meditation and exercises and has implied that he created the universe.

Mr. Li started Shen Yun in 2006 and expanded it rapidly at Dragon Springs, his movement’s 400-acre headquarters located northwest of New York City.

The suit describes Mr. Li as “the mastermind of the entire forced labor scheme,” naming him as a defendant along with his wife, Li Rui, and two schools that Mr. Sun and Ms. Cheng say were used to create the “pretext” of educating performers. Ms. Chen and Mr. Browde said the schools provide a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ir students excel.

The lawsuit accuses Shen Yun of forced labor, human trafficking and other violations of the Federal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s Act, seeking damages fo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juries. One of the former dancers’ lawyers, Carol Merchasin, has specialized in cases involving abuse in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communities.

Mr. Sun was sent by his parents across the world to Dragon Springs at 15; Ms. Cheng arrived at 13. Their suit described the high-fenced compound as akin to “a penal colony,” with performers confined there throug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control and their passports locked in a safe.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groups said holding passports for safekeeping is normal at boarding schools, and they are returned upon request.

Performers had a “dreadful existence” of six-day work weeks full of training and religious practice, the suit says, and just two or three hours of classroom time per day. Instructors allowed Mr. Sun to cheat on exams and sleep in class because of the priority given to training, the suit says.

Humiliation and violence were commonplace, the suit says: “A late-arriving child laborer could expect to have an instructor’s shoe strike their head moments after walking in.” They were told such treatment “was an indication of talent, and so they should be thankful for being beaten.”

Leaders instilled fear by shaming rule-breakers at schoolwide assemblies. Around 2011, a school principal berated Ms. Cheng’s roommate for looking at pornography when she had actually been reading Japanese comic books known as manga, the lawsuit says.

Like other performers, Mr. Sun and Ms. Cheng said they performed through injury and without medical treatment. Mr. Li teaches that only faith can purge the body of illnesses.

Mr. Sun suffered internal bleeding when an instructor told other students to force him into a side split; he had to hold that position for 10 minutes a day for three months and has scarring on his legs, the suit says.

After Ms. Cheng suffered a training injury that made her left arm go numb, Mr. Li ordered a school principal to meditate with her rather than arranging treatment; she has permanent damage to her shoulder, the suit says.

Posted on

定价500万美元,特朗普计划推出移民“金卡”

本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计划推出一项新的名为“金卡”的投资移民签证项目,购买者需要投资500万美元,即可获得入籍美国的途径。

据报道,在当天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表示,“我们将出售一张‘金卡’。这张卡的定价是500万美元,这样你就能获得绿卡的特权,而且这也是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富人将通过购买这张卡来进入我们的国家。”

特朗普还称,这项计划的细节将在两周内公布。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网站介绍称,EB-5移民投资者计划由美国国会于1990年制定,旨在“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利用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投资来刺激美国经济”。

据报道,当天,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此举可能会取代现有的EB-5签证。

现有的EB-5签证项目要求潜在投资者投资略高于100万美元,并创造至少10个就业机会,它还为投资者提供了获得绿卡和公民身份的途径。